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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家算是真正的書香門第，從小出生在這樣家世顯赫的環境下，王世襄本應承繼家風，成為一個儒雅的翩翩公子。但是他并沒有，反而是從小對那些老人們口中“不入流”的玩意偏愛有佳，老人們都說這孩子以后沒出息，成不了大器，可王世襄自己卻樂在其中，不管他人看法。
王世襄能夠成為一個“大玩家”主要得益于小時候母親對他的教育。王世襄的母親金氏出身江南名門，還曾留學英國，所以思想并不古舊，對王世襄一直實行開放式教育，任其自由發展。這一開明的教育方式即使在當今社會也并非人人能夠做到。也正是因為這樣的教育，王世襄從小便培養出獨立的自我人格，也為日后在“玩”這件事上的成就打下了堅實的基礎。
王世襄10歲開始養鴿，為了追趕落到鄰家房上的鴿子，他常從正房屋脊跳到相隔數尺外的廂房頂，他母親有次撞見這種場面，驚嚇下幾乎暈倒。從此母親便立下了一個原則：“凡對身體有益的都準許玩，如有害身體的，則嚴加管教，絕對不許可。”
玩也分“文玩”和“武玩”，非身體好不能玩，謂之“武玩”，這種玩法并不是每個人都能堅持下來，如熬鷹。熬鷹就是將鷹馴化，之所以稱之為“熬”就是不讓鷹睡覺，日夜舉在肩上，消磨其野性，但有一點，鷹不睡覺，人也睡不成，往往熬鷹鷹未熬成，人先垮了。可王世襄就有這樣的心思和耐性，將“玩”進行到底。
雖然頑劣，但王世襄的學習還是不錯。1934年，王世襄考入燕京大學醫預系。這是他父親所期望的結果，可他卻對理科的東西沒有一點興趣。
平日里，白天抱貓養狗，在學校周圍逍遙。夜里，則經常跑到荒郊野嶺跟人遛狗捉獾，每至半夜后跳墻回家。讀了兩年，多門功課不及格，差點被開除，迫于無奈王世襄最終轉到了國文系。
由于自小受家中文化熏陶，到了國文系王世襄反而成了尖子。他感覺到可以不用學了，貪玩的心更大了。他請來養蟲和養鴿子的民間奇人，一起種葫蘆、遛狗、捉獾、養蟋蟀，那時的王世襄仿佛進了油缸里的老鼠，好不快活。
轉眼數年，有驚無險，1938年，王世襄本科畢業。但此時家中卻傳來噩耗，母親病故，離他而去。王世襄似乎一下子長大了，鴿子送朋友，狗成了看家狗，所有玩物均束之高閣，開始專心致志，潛心學問。決心做出一番事業，以慰亡母。
那年他考上國文系研究生，因為母親金氏曾是著名花鳥畫家，王世襄便以“中國畫論研究”作為碩士論文題目。當時正處戰時，華北淪陷，人們紛紛南下以避戰禍，可王世襄偏偏不走，在家中潛心寫作，兩年時間完成了碩士畢業論文《中國畫論研究——先秦至宋》并完成答辯。此時的王世襄已不是當年那個貪玩的少年，而慢慢成長了起來。
完成答辯，王世襄南下尋找工作。名門之后，且浪子回頭小有成就，王世襄本可毫不費力找到一份稱心的悠閑工作，可他的目光卻瞄上了當時的歷史語言研究所。在今日，歷史語言研究也不是一個熱門的行當，非但要坐冷板凳，也不容易出成績。可王世襄卻一門心思想要扎進這個行業。
最終，王世襄以學徒的身份留了下來。在那里，匯聚了一批文物大家，王世襄如饑似渴地向前輩請教，很快就在文物鑒賞方面登堂入室。由于思想獨立，王世襄學的很快，很快就能夠獨當一面。1945年日本戰敗，王世襄被推薦位平津地區追討文物的代表。他宴請了四五十位知名的古玩商,請他們提供線索，追討回的240件青銅器，幾乎件件是絕世珍寶。自此，王世襄算是正式開始了他研究“玩”的生涯。
1946年開始，王世襄進入故宮博物院，本該是特別高興的事，可后來，由于歷史原因王世襄卻被故宮開除了他的公職，不過王世襄并未對此耿耿于懷，既然你們不帶我玩，那我就自己玩！
離開了故宮，王世襄自然就被主流文物界排斥在外。既然主流容不下他，他索性就研究起了當時屬于偏門的文物，也就是后來爆火的明清家具。可笑的是，由于當時“破四舊”，所以那些家具都被當成了破爛，王世襄就樂此不疲的去“撿漏”并進行記錄研究。
1976年，王世襄開始正式著手編寫他的研究成果。當時，他尚未為世人所知，但在文博圈，卻已是名氣斐然。于是不少圈內人前來討教。可他在大院兒外貼上一張毛筆書寫的告示：“工作繁忙，恕不見客，請見諒。”真有人“熟視無睹”，來敲門，他往往只半開門，探出頭來說一句“我很忙，沒時間”，就把門關上了。每天早上4點，王世襄的書房就已亮燈。到了晚7時，他才會利用看“新聞聯播”的時間休息一下。
由于當年被擠兌的去研究“偏門”，反而使得王世襄成為了當時國內關于髹飾技藝、明清家具文化的唯一專家，他留下的《髹飾錄解說》是對我國現存唯一的漆工古籍《髹飾錄》的注釋、講解，《明式家具珍賞》及隨后出版的《明式家具研究》也成為了創前人之未的研究文獻。
而何以王世襄能寫成老少皆宜，通俗易懂？原因無他，他是一個真玩家：要玩就要玩透。“如虎添翼，念書人如果真的再會動手實踐，那才真的就像老虎長了翅膀。”王世襄曾說。他找師傅請教家具的卯榫結構，讓人家幫忙拆開、解析，為了寫書還讓工匠做了很多卯榫，他畫圖，總結成理論，在書中與大家見面，讓大家都能“看得明白”。
到1989年，王世襄已出完《明式家具珍賞》和《明式家具研究》。此時的王世襄還想給后世再留下點什么，可是寫什么好呢？當時啟功先生的一句話給了他方向，“世之寄情玩好者，何止千百。能用文字表達者，卻罕見其人。有關述作，愿先生好自為之。”也許這就是人生，注定讓王世襄與兒時的玩好來一次久別重逢。
自此王世襄專心對民間玩好做古籍整理和注釋工作。《蟋蟀譜集成》、《秋蟲六憶》、《北京鴿哨》、《明代鴿經·清代鴿譜》、《說葫蘆》、《冬蟲篇》、《大鷹篇》、《獾狗篇》等著述，都是之后十幾年里寫成的。
王世襄曾在一次接受采訪的時候評過電視劇《末代皇帝》，他說：“《末代皇帝》有個鏡頭表現溥儀從懷里掏出一只葫蘆，一只蟈蟈兒從里面跑了出來，這個鏡頭設計得挺合理，表現溥儀玩物喪志，可是他拿的那個鑲象牙口的葫蘆不太對頭，那不是養蟈蟈兒的，而是養油葫蘆的。”或許只有真正的玩家才能注意到這樣的細節。
2000年，王世襄86歲，將自己一生所寫的大部分文章集結為《錦灰堆》出版。
2009年11月28日，王世襄與世長辭。“21世紀的中國還會再出一個錢鐘書，但王世襄是再也出不了了。”世人慨嘆。今人議王世襄，往往由其玩而談。津津樂道于其如何會玩。
可恰如本雅明說：新時代的富人們只學到了舊貴族的缺點，卻對他們的品位和趣味充耳不聞。作為出生于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那一代人，王世襄能夠完全主宰自己命運的時間其實并不多，在一生的絕大多數時候，王世襄被時好時壞的年代和潮流不斷裹挾著往前的。
人們總說玩物喪志，小編卻以為這是庸人自述，人生本就是一場玩樂，有人能在玩樂中找到自我，有人卻說玩樂使他們喪失自我，其實這跟所玩之物并沒什么關聯，因為總有人能夠玩成大家，有人卻一輩子玩不明白。王世襄其人其事，已是過往云煙，不復存在，可在當代，就當真再出不了一個王世襄嗎?我看未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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