扇面畫家——“苦瓜和尚”石濤

歷史上吃苦瓜的名人有很多，而今天盛風的小編要講的是吃苦瓜中最有名的人物，他就是明末清初的畫家石濤。

石濤（1642年－1708年），清初畫家。本姓朱，名若極，小字阿長，削發為僧后，更名元濟、超濟、原濟，自稱苦瓜和尚。游南京時，得長竿一枝，因號枝下叟，別署阿長，鈍根，山乘客、濟山僧、石道人、一枝閣。他的別號很多，還有大滌子、清湘遺人、清湘陳人、靖江后人、清湘老人、晚號瞎尊者、零丁老人等。與弘仁、髡殘、朱耷合稱“清初四僧”。

其擅花果蘭竹，兼工人物，尤善山水，常體察自然景物，主張“筆墨當隨時代”，畫山水者應“脫胎于山川”，“搜盡奇峰打草稿”，進而“法自我立”。所畫的山水、蘭竹、花果、人物，講求新格，構圖善于變化，筆墨恣肆，意境蒼莽新奇，一反當時仿古之風。早年山水師法宋元諸家，畫風疏秀明潔，晚年用筆縱肆，墨法淋漓，格法多變，尤精冊頁小品、折扇扇面；花卉瀟灑雋朗，天真爛漫，清氣襲人；人物生拙古樸，別具一格。工書法，能詩文。

泛舟圖

石濤是有開創性的一代宗師。他自號苦瓜和尚，餐餐不離苦瓜。甚至還把苦瓜供奉案頭朝拜。他對苦瓜的這種感情，與他的經歷、心境有密不可分的關系。

明弘光元年、清順治二年（1645年）八月初三，明靖江王、南明元宗皇帝朱亨嘉身穿黃袍，南面而坐，自稱監國，紀年用洪武二百八十七年。那時候，石濤還不叫石濤，叫朱若極，時值三歲，是明靖江王、南明元宗皇帝朱亨嘉之子。

次年四月朱亨嘉被唐王朱聿鍵處死，監國失敗。朱若極由桂林逃到全州，在湘山寺削發為僧，名原濟，一作元濟，字石濤。

行書 梅花詩

自此，石濤浪跡四方、云游天下的一生開始了。

20歲之前，石濤除了一度南游瀟湘之外，大部分時間生活在武昌。李驎的《大滌子傳》是這樣記述石濤這段生活經歷的。“年十歲即好聚古書，然不知讀，或語之曰:不讀，聚奚為始稍稍取而讀之，暇即臨古法帖，而心尤喜顏魯公。或曰：何不學董文敏，時所好也！即改而學董，然心不甚喜。又學畫山水人物及花卉翎毛。楚人往往稱之，既而從武昌道荊門，過洞庭，經長沙，至衡陽而返，懷奇負氣，遇不平事，輒為排解；得錢即散去，無所蓄。居久之，又從武昌之越中。”

花卉 扇面

大約是康熙元年壬寅（1662年）冬或康熙2年癸卯（1663年）春，石濤和喝濤一起離開武昌，沿長江東下。途中，曾在廬山住過一個較短的時期，石濤于康熙39年庚辰（1700年）所作的一扇頁上有一則題跋，曾提及這次登廬山的經歷。該題跋云：“秋日，與文野公談及四十年前與客坐匡廬，觀巨舟湖頭如一葉，有似虎頭者，今忽憶斷煙中也。”石濤和喝濤從廬山下來，即輾轉來到浙江。康熙34年乙亥（1695年）冬，黃燕思等游西湖之后返抵揚州，曾拜訪石濤并請寫山水冊。石濤在其中一開內題云：“清湘老人濟，三十年未至西湖上，今日因友人約游歸來，索筆寫此。”這則畫跋所提及的即是他青年時代游杭州西湖的經歷。

山水

石濤和喝濤漫游浙江，欣賞了杭嘉湖平原的旖旎風光，飽覽了天目山地區的秀麗景色，隨后轉赴“魚米之鄉”的蘇南，一面探奇攬勝，一面尋師訪道。清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戊午深秋，游蘇州虎丘，作《山水圖》冊之第四開。

《水竹清溪圖》

（左上方隸書：“呉下人家水竹居，窗含四面綠蔭虛。初回午夢情何堪，楷法仍抄種樹書。為東老年長兄先生，大滌子阿長。）

山水扇面 現藏于蘇州博物館

兩人抵達松江后，謁見了名震禪林的高僧旅庵本月，并一起拜其為師。時間當約在癸卯與乙巳間。旅庵本月不但佛理甚高，而且學問淵博，善詩文，工書法，石濤追隨前后2年，得益匪淺，對其一生知識技藝基礎有很大影響。

康熙5年，石濤至宣城，先后駐于敬亭山麓之廣教寺、金露庵和閑云庵等寺廟，此后數年他多次游歷黃山，并將黃山的奇景繪成不少畫作。從石濤抵宣城至離安徽到南京前后達十數年，這段經歷，對石濤來說顯然是不平凡的。

康熙17年夏，石濤應鐘山西天道院之邀，到達南京，是年37歲。人到中年，石濤繪畫藝術生涯進入了一個轉變時期，此后的數年是石濤生活上較得意的時期，尤其是康熙帝玄燁兩次南巡，石濤被兩度召見，這是他最感榮耀的大事。這兩次召見，可能對他的畫藝也產生一定的影響，因為在一些作品中反映了石濤被召見后意氣風發的情感。

清 石濤 行書自書詩扇面 故宮博物院藏

清圣祖玄燁的第一次南巡是康熙23年，歲在甲子（1684年），當年11月，圣駕駐蹕南京，曾至名剎長干寺巡幸，時石濤正掛錫該寺，欣逢其會，即與長干寺僧眾一起恭迎接駕。5年后，康熙28年（1689年），石濤再次于揚州平山堂恭迎圣駕，康熙帝居然還當眾呼出石濤之名，這不能不使石濤受寵若驚，倍感榮幸。

清 石濤 山水圖扇面 故宮博物院藏

康熙28年秋，石濤到了北京，結交了不少上層官吏，如大司馬王騭、大司寇圖公、輔國將軍博爾都等，并與博爾都結為摯友。結交這些上層人物，應酬繪畫是必不可少的，于是石濤的一批新作隨之問世，不少官吏得到他的新作。其中給博爾都畫得最多，不乏精工之作，如和王原祁合作的《竹石圖》就是專為博爾都所作，作為摯友，博爾都也對之有回報，他曾作《贈苦瓜和尚》七律一首，詩云：“風神落落意忘機，定里鐘聲出翠微。石火應知著處幻，須眉果是本來非。坐標海月群心悅，語夾天花百道飛。高步自隨龍象侶，惟余元度得相依。”

1702年作 幽山尋隱

可以想象，新的游歷和交往，大量新作品的繪制，石濤畫藝的提高也是必然的。石濤在廣泛的交友活動中，不斷地向同時代的畫家學習，凡能為我所好，為我所用的筆墨技法都虛心采擷，兼收并蓄。在南京時，他就結交了梅清、龔賢、程邃、髡殘等，在北京與王石谷，王原祁等亦十分投契，常在一起切磋畫藝，從而使他在當時和回揚州后創作了不少氣勢恢弘，深厚嚴謹的精心之作。50開外蘊藉凝煉的風貌中，一股剛健之氣溢幅而出，誠如王原祁評語：“海內丹青家不能盡識，而大江以南當推石濤為第一，予與石谷皆有所未逮。

秋林

北京之行是石濤人生的轉折點，在繪畫藝術上，他得到了很大提高，但他并未能達到報效朝廷的愿望。原先石濤是抱著欲向“皇家問賞心”的愿望北上的，他曾以為康熙帝也禮佛，能像順治帝禮待旅庵本月那樣禮待他；原先以為京城的權貴也禮賢，能像伯樂薦舉千里馬那樣薦舉他，然而他的這些愿望最終徹底落空。在京期間，他受人之邀，頻頻出入王公貴族的高第深宅，吃喝之余，須投挑報李，得寫畫回敬主人，賦詩美言主人。雖然結交的達官貴人不少，但真正能體察他心思的屈指可數，他終于明白自己在京城社會舞臺上所扮演的角色，在一絲苦笑中吟出了如下凄楚哀婉的詩章：“諸方乞食苦瓜僧，戒行全無趨小乘。五十孤行成獨往，一身禪病冷于冰。”詩中道明他在京城的社交舞臺上，充其量只是個“乞食”者而已！上層人物只把他當作畫匠，這使他內心感到很失望。

山 水

康熙31年秋，51歲的石濤買舟南下，與他相交頗深的博爾都等至碼頭送行，至冬日石濤回到揚州，從此定居當地。自回到揚州后，石濤一心投身于藝術創作，其繪畫風格由中年較繁富、清逸轉向沉雄、樸實，藝術創作上進入最為純熟、最為旺盛的時期。

1696年作 柴門徒倚圖

清康熙四十六年（1707年）丁亥秋冬，石濤病情惡化，卒后葬在揚州蜀崗之麓。

自此，世上再無“苦瓜和尚”——石濤，只余他的諸多畫稿藏于故宮博物院與上海博物館。

當代著名畫家吳冠中先生認為，“石濤是中國現代美術的起點”。然而，另一方面，他又是中國傳統畫論的集大成者。游走在現代和傳統之間，這也許是石濤成為反思中國美術傳統與現代的最佳切入點。

汪世清先生認為，石濤“長期生活在寺院中，卻又與一般僧侶不盡博中相同，硯田筆耕是他真正的生活。他的精神世界是一個世俗的藝術世界。在這種情況下，他的藝華物術思想必然是復雜的，而且在一生中是幾經變化的。從所受傳統思想的影響來說，儒釋道三家都對他有深刻的影響，但他的華物藝術思想的形成決不是三家思想的簡單綜合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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